顾彬：89年前后，中国作家自己背叛了文学

顾彬教授向来以直言不讳闻名，在过去的数年中，他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抨击也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响，至今仍未平息。

德国之声：您为什么要用体裁划分的方式，来编写这部中国文学史？

顾彬教授：中国文学非常丰富，中国历史非常非常长，如果不分体裁的话，那我怕我们对中国的诗歌、散文和小说不一定能够进行全面的介绍，也不能说明白为什么那些代表作品有那么伟大。所以我也是效仿那些日耳曼文学家，他们过去写德国文学史的时候，都是集中在一个体裁之上，比方说德国诗歌史，德国小说史，等等。

德国之声：那这几个体裁中您个人最喜欢什么呢？

顾彬教授：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中国的诗歌和散文，因为我自己也写诗歌和散文，我觉得中国的诗歌和散文是非常了不起的，属于世界文学。

德国之声：您觉得评价一个文学作品好或是不好，应该有什么标准呢？

顾彬教授：第一我从语言来看，第二是形式，第三是内容。如果一个作家老用别人用过的语言，如果创作形式没有新意，如果他的思想都是老一套的话，那这么一个作家只能让我感到非常无聊。所以一个作家应该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创作形式和自己的世界观。

德国之声：您曾经提到，中国自从1949年之后，基本上没有多少优秀作品，您觉得原因是什么呢？

顾彬教授：我没有说过49年以后没有优秀作品，比方说58年发表的老舍的《茶馆》，老舍六十年代最后写的一部作品，虽然没有写完，但也是一部了不起的小说。另外，我还非常喜欢王蒙五十年代写的小说，从今天来看还是值得读。另外，80年代中国无论是诗歌还是短篇、中篇小说，有一些代表作今天也是可以再看一看的。其中一些我们也可以归入世界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是到了92年才慢慢开始。因为89年前后，中国作家自己背叛了文学，他们为了赚钱而下海之后，放弃了创作。这也是为什么不光是我，好多德国汉学家都对中国当代作家抱有很大怀疑的原因。

德国之声：您刚才也说到，比如说老舍的作品，还有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都可以算作是世界文学，那么归入世界文学的标准是什么呢？

顾彬教授：我的标准很简单，还是语言、形式、思想。我的标准是中国49年以前的优秀作品，比如鲁迅；我的标准是德国45年以前的文学作品；此外，顾城、北岛、翟永明等诗人，80年代的一些小说家，也是不错的，也可以看成一种标准。

德国之声：您曾经批评过中国最近几年的一些文学作品，比如《狼图腾》，还有一些类似棉棉、卫惠这样的"美女作家"，但是他们的作品今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之际，也先后翻译成德语，在德国出版。您觉得这些作品尽管您评价不高，但仍然有推荐给德国读者的必要和意义吗？

顾彬教授：我应该从客观的角度来回答你的问题。我是主张精英的，但要所有读者都认同我是不可能的，很可能大部分读者都觉得我有问题。 德国大部分读者都想读通俗文学，对他们来说，莫言、余华、苏童、棉棉、姜戎他们都代表中国通俗文学。如果读者不想看语言作品非常高的作品，我也可以理解，我不反对他们看棉棉、姜戎，但是我自己一辈子都不会看他们的作品。

德国之声：您刚才也提到，您原本很不喜欢冰心的作品，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再读的时候，却又发现她的东西还是有可取之处的。那么有没有可能您再过多年之后，回头看现在的一些中国文学作品时，也会有不同的评价呢？

顾彬教授：我觉得不大可能。因为中国当代的一些作家，特别是小说家，他们的语言水平都太低了。当时我看冰心的作品是看内容，但是当前的一些中国作家我都是看他们的语言和思路。他们没有什么思想，语言水平也太低了。另外他们写作都是匆匆忙忙，莫言的《生死疲劳》是40多天之内写完的，另外一部作品是90天写完的，一个德国作家一年才能写出100页来，莫言能在两三个月之内写800页出来，从德国的角度看，他很有问题。

德国之声：您说自己有一种向德国介绍中国文学的责任感，是不是不管好的不好的您都要介绍给德国？

顾彬教授：不论我对某一个作家重视与否，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都应该介绍。所以在我的《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中，也包括一些我非常讨厌的作家和作品。

德国之声：让我们再来谈谈今年的法兰克福书展，因为中国是今年的主宾国，但是书展还没开幕，中国就已经受到了强烈的批评，比如说，这次书展期间翻译出版的书、包括前来参加书展的作家，都是中国官方挑选的，而您个人比较欣赏的北岛，就不在被邀请之列，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顾彬教授：我们也应该冷静地谈一谈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北岛现在是美国人，所以他还能够代表中国大陆去吗？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听说这次莫言、余华他们也来，但是我们不能说他们完全代表中国政府，还是中国共产党，或是中国整个国家，他们也有自己个人的立场。所以也有人说，莫言会通过他的小说批评中国的现状，如果他的批评有道理的话，中国还是邀请他来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是勇敢的，是不错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再用非白即黑的看法来谈中国和德国的情况。

德国之声：您以前说过，中国的作家中缺乏敢于说话的人，刘晓波其实就是一个敢说话的人，但是他不久前刚刚被中国当局正式逮捕了。中国也因此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批评，您怎么看？

顾彬教授：不应该逮捕他，这是个错误。他对中国的批评从我们德国人来看，还算不上什么批判。原本中国应该接受这些批评的，但是我估计有一些人还是觉得中国目前非常弱，好像把刘晓波看成一个强者。这说明中国内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给我们一种感觉，就是中国的领导层觉得自己太弱，不够自信。一个刘晓波是不可能改变中国的。

德国之声：您曾经说过，政治应该和文学分开，但是从刘晓波的例子上，我们可以看出，政治和文学是很难分开的。

顾彬教授：政治和文学这两个方面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从49年以后，中国作家越来越忽视语言的重要性，而把他们的作品变成政治的工具，这就背叛了文学。一个作家的首要任务是为语言而服务，如果他为语言服务之后还有力气关心政治的话，我不反对。

德国之声：最后还想问问您下一步在学术上有什么打算。

顾彬教授：我应该先收拾收拾我家、我的图书馆，思考将来做什么。因为我大概还能活个三、四十年，那这三、四十年之内我还能写不少书，我可能将来会写一本关于李白的书，因为西方目前还没有；也可能会写一本关于苏东坡的书，德国也没有。

采访记者：雨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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