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歷史：八九工自聯領袖韓東方回憶六四

從1989年到現在，時間雖然已經過去20年，但當時的情景，韓東方卻還歷歷在目：

鎮壓那天晚上，我自己還在睡覺，人家說今天晚上會不惜一切代價，軍隊會進城。我說根本不信，我說，會殺人，會開槍？我當初當過兵，當了三年啊。我就跟大家講，我當初當兵的時候，軍人受到的最最重要的教育是，為人民服務。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宗旨。我不相信，哪一個士兵，受這樣的教育，會向老百姓開槍。12點半左右一點鐘的時候，有一群很年輕的小孩-我當時25歲，那時候進來一群大概18，19歲20歲上下的年輕人，就進到帳篷裡，說找韓東方。我說我就是。他們就跟我說，今天晚上會血洗廣場。你必須離開。我當時的第一個想法就是再怎麼也不能離開啊。一開始參與演講的時候，那還是四月份的時候吧，還有這之前，在參與工自聯之前，整整的一個多月的時間，每一次我參與演講，我都會拿出我的工作證和身份證向大家念出我的單位，姓名和那個身份證號碼，當時我覺得是這樣，第一，這種事情呢沒什麼好藏的。做了就做了，做了就當。第二呢，與其把自己藏起來，倒不如把自己擺在明面上。要殺要刮要關，你也沒辦法，那最少世人知道。你自己從一開始就藏藏躲躲地把自己蓋起來，可能更沒有保障。第三，我覺得呢，在那個時候，特別是在大家都覺得最危險的時候，在那個時候逃跑，離開廣場是不是有點會讓人看不起啊，演講的時候激揚文字的那種情緒，然後到了開槍的時候逃跑了，我覺得一開槍我自己不知道怎麼辦，已經覺得夠恥辱的了，已經覺得夠沒臉的了，哪兒還想著要跑啊，要走啊。

當時這幾個年輕人過來說讓我離開。我說我不離開，肯定不能離開。最後他們就到一邊,一塊兒去商量，然後說，這個人必須離開，我們用什麼方法也要讓他離開。最後就過來，跟我說了一番話，現在我都記得，說什麼呢，他們說：波蘭有瓦文薩，中國也得有瓦文薩，要不的話，今後沒希望。我們覺得，你是我們看到的瓦文薩，所以，廣場會血流成河，會有無數的人在這兒死。但是，你不能死，你以後有你的事情要做，你有以後你的責任。

我相信任何一個25歲的年輕人，聽到這樣的話，都可能有像我一樣的感覺。覺得很自豪，覺得我真的是做到了一種高度，程度，另外呢,我覺得越是這樣越不能辜負大家這種期望。後來這幾個人就說已經決定了，你不能死就是不能死，然後幾個人就把我圍起來，就半架著，有點像綁架似的。當時我突然就是在想,是不是警察啊?這麼想了一下。然後最後就出了那個帳篷。以後其中一個人就說了一句，說咱們一邊兒走把他圍起來，免得流彈打著他。後來就是這樣。

路過北京飯店前，有一個小夥子騎著輛自行車，有一隻手扶著把，另外一隻胳膊這麼掉著，半邊身子是血，往前騎。我想著是朝協和醫院，應該是往那邊去。當時離開以後覺得很空虛，忽然一下覺得頭些天講的那些口號什麼的，對我來說其實內裡沒有一個支撐這些口號的內容。然後就想，如果能用一年兩年時間騎自行車，在自行車上走遍全中國（多好），我反正從小在農村長大，一天吃一頓半飯，這種經歷都經歷過，我那也不會覺得吃不飽飯會怎麼樣,會是一個大問題。所以當時就決定騎自行車走遍全中國，做社會調查...

騎上自行車呢就是這樣看到了其他的學生被通緝.然後我還在那看，這個我認識，那個在哪兒見過，這個好像沒在哪兒見過。還在那兒數呢。忽然就(看到通緝的) 三個工自聯的學生（的名字）。那時我想，這下完了，不用說我是發言人,肯定在那兒了。第一個就聽到我。當時有點和聽到槍聲，第一聲槍聲，感覺是一樣的。腦袋一片空白。真的不知道怎麼辦。怎麼會是這樣呢?本來應該是想到的。演講的時候曾經說過，競選的是誰坐牢的時間長。我自己都不明白，為什麼當時看我我自己的名字的時候，忽然就是好像是，沒想到一樣。突然明白了一點，原來我在競選的時候，那番講話並不是我的話，哪來的呢，可能是小學課本裡的話。是共產黨英雄在就義前講的那種課本裡的話，我是在背課本呢。當然現在20年以後再回頭想一想，那像我們這樣的人，受共產黨教育，對政治，和政治的表現方式都是從哪裡來的？而我們自己的腦袋裡面不可能創出什麼新的東西來。所以現在有些時候想起來，當初的演講和那一瞬間形成的一種鮮明的對照，所以那種心靈的震撼啊，就是當你有機會自己面對自己的心靈的時候，其實人的一生這種機會並不多，一個環境逼你就把你深深地讓你，一個外在的你要反過頭來直面那個內在的你。那個時候覺得那個感覺是挺愉快的。人生能有幾次這樣的機會不容易。

那當時就想，到哪去呢？肯定天羅地網已經織好了。你到哪兒都不行。當時第一種想法就是什麼呢，就是唯一的一個很清楚地總是繞不出去的想法就是，留下尊嚴，什麼都可以沒有，就是不能沒有尊嚴。自己覺得自己還挺了不起的哪。也算是一個在廣場上的領袖人物，也是被人說成是瓦文薩，那不能丟臉，丟我的臉就是等於丟了很多人的臉。那我當武裝警察的時候知道人被抓住以後會是被怎麼樣對待的，也就說再怎麼樣你的尊嚴也都沒了。於是我說那就回北京，兌現我當初演講時候的那個諾言。

這番想法整個就是在河北省那邊一條河的河堤外的楊樹林裡（產生的）。推著自行車進去在地上躺了兩三個小時，就做了這樣的決定。最後就其自行車往回走。在看到我自己的通緝令之前，我沒藏過。跟看西瓜的農民談話聊天說這個北京怎麼怎麼殺人了，開槍鎮壓了什麼之類的。到那個時候我反而是藏起來了，我的目標就是要走到北京市公安局門口，我自己走進監獄。

頭一個星期，那個審訊啊，所有的問題都是圍繞一個中心問題，就是你要承認，你是投案自首，是認罪。那我就說我不是認罪來了。因為我當時在北京市公安局門前的時候，我跟門口那個挎著沖鋒槍戴著鋼盔的武警說我是韓東方，我看到了我的通緝令，我來了。然後那個當兵的好像沒聽懂還是怎麼回事，總之，往後退了一步說，去那邊傳達室登記。然後我當時其實有一個忽然的念頭，連當兵的武警都不知道我是誰，我上這幹嘛來了，那個天羅地網根本不存在啊。忽然這時候從裡面就走出來一個人，從那邊走然後又朝我這邊看了一眼，就朝我走了來，然後說你是韓東方吧，我說是啊，他說，噢你來投案自首來了，好好好，認罪就好，然後就讓我進去。我說，等會兒，你說什麼？來這兒算投案自首，就等於是認罪？那你能不能讓這幾個當兵的撅我幾下，表示你們是抓我進來的。我不是來認罪的。我是來擔我該擔的責任的。我不是來認罪的，我不覺得我有罪，我要是認為我有罪我就跑了。

白天、晚上，無數次被"提"出去，特別是晚上，到了後半夜的時候，一個後半夜就可以"提"出去兩三次。你剛迷瞪一點兒，就給你弄起來，到一個那個小屋裡邊，前面一大盞燈。照在臉上，晃著眼睛。來問問題的人，在燈後面，你根本看不清楚是誰。唯一可以看得清楚的是什麼呀，燈旁邊有一個小紅點。那我想像的是那是攝影機在錄我要說的什麼。當時啊，真的是什麼都不想，就想好好睡一覺。無數次就在那個時候就說，堅持什麼啊，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比睡一覺更好的事情了。就認了就是來認罪來了。我就是有罪讓我去睡一覺。每次想到這個的時候就說再堅持一分鐘，一分鐘，然後再往後再堅持一分鐘，再堅持一分鐘。每次都怎麼說是幸運也好是什麼都熬過那一燈，然後送回去睡一小會兒。

我當初在整個運動參與的過程中，每次演講都亮出自己的身份證，讀出自己的身份證號碼和工作單位，姓名，是一個對的做法。我相信，外邊一定有人替我呼籲的。外邊不會忘記我的。就算是死，也是死在明面上，也不會就這麼白白的死了就死了，死了就消失了，沒有人知道。當時有很堅定的這麼一個信念，雖然沒有證據。

我出來之前的一個決定，是因為要開刀。開刀切掉肺。自己又覺得自己挺重要，會不會如果在北京開刀的話，會不會讓人在手術台上給害死。是這麼想過的。那最後就接受美國勞聯產聯的邀請，到美國去開刀。那當初出來的時候呢，跟我的朋友也是承諾過一句，我說我一年內一定會回來的。當時我的朋友們就都跟我說，小韓啊，你別走，你走了就回不來了。我說，放心吧，我說回來就回來。我當時其實已經想了，回來肯定是有困難。邊境有困難，總有其他方法進來，哪怕是偷渡我也得回來。後來去歐洲開會，我沒有告訴任何人，我買的是單程票，我買的是波士頓-赫爾辛基，赫爾辛基-香港，單程的飛機票，後來到香港給羅賓打電話，那是一個早晨，羅賓還問我晚上好。我說是早晨好。我現在在香港飛機場。羅賓一下子不知道說什麼好，然後說不要多說話了，你趕快在哪兒,哪兒等我。然後在香港住了一個星期。找了一個沒有電腦的一個口岸，當時我就想，那我肯定從有電腦的關口進不去，沒電腦的地方肯定能進去，因為不可能每個邊防檢查警察都能記住所有這些拒絕入境的人的名字，所以當時我到了那兒就很順利地就進去了......

他們把我抓起來以後呢是在廣州的旅館裡，到了下午大概四點多鐘吧，就有一個警察，後面跟著幾個人，就進來了。很正式的，拿著張紙，向我宣讀，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受歡迎的人。所以決定，驅逐出境。我當時就笑了，我說:你以為我是外國人哪？你看到我的護照，我是中國護照，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你怎麼能把自己的公民驅逐出境呢？後來我甚至跟他們講，我是干什麼的，工會是什麼，我說比如說你們警察也有權利組織工會啊，你們超長時間工作，薪水低，這些事情都要靠工會來解決。沒有人說話。最後坐在我右邊的那個警察指著那邊說，你看，太陽落山了。非常漂亮的一抹夕陽在那裡。夕陽多美啊。我當時不知道說什麼好......

差不多10點多，然後把我從小屋裡弄出來，他們幫我提著我那些行李什麼的。到了那邊中間那塊兒呢，把我的東西扔過去，然後這邊呢，就站在那兒。他們說，走啊，走啊。我就站在那個欄桿兒裡，然後我就不動，最後他們就過來扯我，我就不動，抓著那欄干兒，就死抓住那欄桿，就不放，最後他們把我從那欄桿上像扯猴子一樣扯下來，抬著，抬到羅湖橋的中線那裡，他們就把我扔過來了。

記者：一通

責編：樂然